为人师表　品德高尚　北京大学校长、院士　许智宏

　　今天，我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北大中文系教师——孟二冬老师的先进事迹。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普通教师，孟老师每天从事着高校教师的平凡工作，读书、写作、教书、育人。正是在这普通、平凡的岗位上，他为我们展现了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。

　　孟老师二十几年如一日，潜心学问、刻苦钻研、严谨治学、热爱学生，默默地、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名高校教师的职责。他埋头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，在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，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，其中，100多万字的《〈登科记考〉补正》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资料性著作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　　2004年3月，孟老师主动要求加入了北京大学对新疆石河子大学的支教队伍，开始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中文系任教。

　　2004年4月27日，孟二冬教授不幸病倒，住进了石河子大学附属医院，被诊断为食道及气管肿瘤，病情非常严重。孟老师生病的消息传出后，引起了多方关注。他刚回京不久，慰问信便纷至沓来。其中有一本留言册，给人印象很深，那是孟老师在石河子大学教过的100多名学生集体制作的，每人在上面都写了一段话，表达对孟老师的思念与祝福。作为一位普通教师，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挂念、尊敬和爱戴，是很难得的，也是了不起的。

　　近两年来，孟老师已接受了三次大手术，但仍以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病痛的折磨，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工作。

　　作为北大校长，我深深地被孟老师的事迹感动，为北大出现孟二冬这样的优秀教师而骄傲。孟二冬事迹的出现，不是孤立的、偶然的。他是我们党培养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，为孟二冬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成长的环境、锻炼的土壤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。同时，孟二冬在深入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也深刻领悟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百年北大的精神特质。“以天下为己任，与民族共荣辱”的历史使命深深地镌刻在他心中，在他看似平凡的事迹中，生动展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、甘于寂寞、乐于奉献的精神，教书育人、献身科教兴国事业的爱国主义情怀。他身上所反映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，正是百年北大精神在当今时代的浓缩和体现。

　　为了宣传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精神，在2005年4月30日纪念校庆107周年和北京大学、北京医科大学合并5周年的晚会上，学校特意邀请孟老师和他的主治医生讲述了他们的共同经历。他们的真情讲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。作为我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，孟二冬同志的事迹被编入《先锋本色——当代北京大学共产党员先进事迹》一书，引起了学生和老师们的广泛关注。

　　孟二冬老师的事迹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高度评价。2005年12月9日晚，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受胡锦涛总书记委托到孟二冬家进行亲切慰问。今年元宵节晚会上，我见到胡锦涛总书记，他又一次委托我向孟二冬老师表示亲切的慰问，祝他早日康复。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对孟老师的治疗特别关注，并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向孟二冬老师学习。中共教育部党组及时作出关于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，人事部、教育部授予孟二冬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，是对北京大学众多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的激励，也是对北京大学全体教师的鼓舞。

　　2005年年底，我校授予孟二冬老师“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”和“北京大学优秀教师标兵”的光荣称号，迅速在全校形成了向孟老师学习的热潮。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孟二冬老师的先进事迹，我们深刻体会到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的内涵，感受到鞠躬尽瘁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这必将激励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进一步深入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振奋精神，开拓进取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，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，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贡献。

　用心血做学问　用生命写文章　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授　温儒敏

　　孟二冬老师是我们的同事，他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十多年来，是同行眼里认真踏实的学者，是学生眼中宽厚的师长和朋友。像孟二冬这样的老师，在北大并不少，他的事迹唤起我们观察思考校园里学者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提升。我想，这就是孟二冬的意义。

　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孟二冬在从安徽宿州学院毕业留校做管理工作时，就抱有对学问的热爱和继续求学的理想，是发自内心的学术追求促使他来北大进修，在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指导下研修唐诗。1985年他又放弃稳定的工作，考上北大的硕士研究生，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向往的学术事业。1988年孟二冬硕士毕业，到烟台大学任教，分居两地的家人终于团聚，又分到成套的住房，足以安居乐业了，但三年之后他再次告别妻女，第三次到北大，攻读博士研究生。如果没有对学问的热爱和追求，孟二冬就不会历尽艰辛，忍受与家人离别的寂寞，放弃优越安稳的生活，一次次北上求学。学问对于孟二冬不仅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他的追求，他的习惯，他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的精神境界。1994年孟二冬博士毕业，留校任教，住在校内简易的筒子楼里，生活清苦，但因为离图书馆近读书方便，他自得其乐。有人劝他接受一些校外兼课的邀请，以接济家用，他不为所动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到学问上。学问对于孟二冬是一种乐趣，一份痴迷，是超越了功利目的之后的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。

　　孟二冬做学问是非常认真专注的。他的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研究著作，都显示出理论创新与扎实的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治学特点。其中研究唐代文学与文化的成果，具有开拓性的价值。而在《〈登科记考〉补正》这部书里，孟二冬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《登科记考》是清代学者徐松的专著，记载了唐代科举制度方面许多重要的史事，历来是研究唐代社会、文化的基本用书。孟二冬发现该书的史实存在诸多疏漏，他要做“补正”的工作。这样一个资料性的冷僻的课题，既不会轰动，也不能赚钱，而要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中搜寻相关材料，补正前人的不足，那无异于披沙拣金，大海捞针，是非常耗时费事的。但从文化传承与研究的角度说，又是很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学问。

　　孟二冬一做就是七年。这七年正是他精力旺盛的时期，他可以把时间和才华用在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上，或者用于谋求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生活上，但孟二冬却把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自己的学术理想，不分寒暑和假日，上课之余，他几乎天天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翻阅尘封的线装书，看那些古籍胶片，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同上下班，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来自哪里？孟二冬在书的后记里说“虽不能偃仰啸歌，心亦陶然”，这种幸福的体验又源自何处？我认为，那是纯粹的学者对学术的真诚与忘我的态度，是在那种求知、求真、求实过程中达到的完美境界，做学问的勇气、耐心和愉悦都来源于此。孟二冬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从事学术，也不是为了生计和职业去被动完成研究任务，他是在实践一种庄严的学术理想。

　　2004年3月，孟二冬赴新疆石河子大学“支教”。他在石河子大学任教才两个月，和学生的关系就处得非常融洽，他生病回到北京，石河子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捐款，寄来饱含深情的慰问信，其中有的学生动情地把他称作父亲。孟二冬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新疆的学生，还让自己的博士生专门到新疆去给他们做讲座，并带去自己花钱买的书籍和资料。

　　这就是孟二冬。学问对他来说，是一项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，是一件痴迷的乐事，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。育人对他来讲，是老师的天职，是爱心的释放，是让自己踏实宽心的本分。他是我们身边普通的教员，然而这种普通当中又有着非凡。孟二冬为师为学都达到了纯粹而高尚的境界。他是那样有爱心，有健全的人格，是一位很“阳光”的现代知识分子。在他身上，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。他的确是我们广大教师的楷模。有一批像孟二冬这样有高品格的老师，北大就有了主心骨，就能保持她的精神的魅力，就能更有效地抵制低俗浮华的风气，就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。